曾经是长途话务员

 

 

退休后,很想写写回忆录,但一直没有确定从那里入手―――家庭?工作?接触过经历过的人和事?。。。。。千头万绪。

静静地思索,在我的脑海中,有一段最深刻、最难以磨灭、经常在梦里显现的是七年的长途话务生涯。

 

 

 

辍学务工

 

 

一九六一年四月,我还未满16周岁,刚从初中保送高中不久,品学兼优,满怀对未来美好前程的憧憬。但是,时处三年自然灾害,国家困难,家庭困难,学校经常不上课,学生支援农业――下田插秧割稻、上山拣茶籽。吃不饱,没上课,常劳动,许多学生不想读书了,辍学回家。那时听班上同学说邮电局有些人退职回乡务农,造成缺员,需要招工,有几个同学已经去报名了。我听后,也心动了,因为我的家庭十分困难,父母是工人,年纪大,身体不好,弟妹幼小,我应该早点参加工作,减轻父母负担。因此,跟着同学到邮电局报名。没想到我们几个人都被录取了。当时老师知道了,还到家中家访,动员我们返校上课。老师说你的书读得这么好,辍学了,太可惜。但是我们已经听不进老师的好言相劝,毅然到邮电局上班。

到了邮电局,有的同学分配当分拣员,有的当机线员,有的当报务员,我则被分配当长途话务员。

 

 

长途话务员

 

 

长途话务员这个职业如今在中国已经消亡,随着中国在十年前全部实现电话程控化、长途电话自动化,长途话务员就全部“下岗”了。

过去,在长途电话还不能直拨前,人们挂长途电话都要经过长途台转接,要经过一个一个话务员的口和手,人工操作接通。那时候电信落后的状况是现在年轻人不能理解的。人们形容那时打一个长途电话,要坐穿椅子(等的时间很长,一两个小时是常事,有的要等半天一天还接不通)、喊破嗓子(声音很小,使劲喊还听不见)、气坏身子(话务员态度差,接不通电话还要训人)。

想当个长途话务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那时,军队通信设施十分落后,许多电话由地方转接,而党委政府机关、各级首长电话,也通过人工接转,话务员都能听得到,因此,长途话务员肩负着保守党政军机密的任务,必须经过严格挑选,根红苗正才能当话务员。

想当个好的长途话务员,必须学习许多知识,要有过硬的基本功。我们那时要背“百家姓”、全国县市地名、党政机关企事业名称、甚至各级首长姓名;接转电话上,要会交叉操作,就象现在QQ聊天,同时应付好几个人,一边报出电话,一边呼叫用户,一边记录通话时间,多的时候同时接续和监听10对用户。“迅速、准确、安全、方便”是我们那时的服务方针。

 

 

开始学徒生涯

 

 

对于从未打过电话,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摸过的我来说,总机、长途台太陌生了。一切从学徒开始,跟在师傅后面,戴个耳机(就象现在的耳麦,以前叫受话器、送话器),接在机台上听。一开始,简直听不到声音,“怎么这么小声呀?”,师傅说,你还没听习惯,慢慢地就会听到大声的。刚开始,对着送话器,也不敢说话,怯生生的,声音也小得可怜。

因为当时邮电局缺员厉害,我们没跟几天班,就正式上机台了,真的是“赶鸭子上架”。

一开始,被对方局老话务员和用户骂是常事,“那里来的毛丫头?”“会不会接电话呀?”受委屈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

由于长途电话是24小时不间断的,我们要轮流上夜班。小夜班、大夜班,整夜不能闭眼睛,还要高度集中精力。那时长途电话分为八个等级,一级是“上空”电话,当时正值台海关系紧张,台湾侦察机经常侵犯,我军雷达一测到飞机侵入,就挂发电话通知各地。对这类电话,我们一秒钟也不能耽误。二级是各种灾情电话;三级是中央首长电话。。。。普通老百姓电话排到第八级。对我们的要求是半军事化,每天都是在紧张中度过。

而学徒生活费每月只有15元,满一年后,第二年每月17元,满二年,经过考核转正,每月工资32元。

当时的市内电话总机:

 

 

 

 

我当长途话务员的七年期间经历许多国家大事―――三年自然灾害、备战备荒为人民、全国学雷锋学解放军学毛主席著作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、四清运动、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。。。。。。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年了,时过境迁,但是往事依然历历在目,记忆犹新。

那时,每星期上六天班,而我们话务员是没有星期天的,一年到头都是紧张的三班倒(早班、中班、晚班),还要开会学习,大会小会,政治学习业务学习。星期一晚上质量分析会;星期二晚上业务学习;星期三晚上政治学习;星期四晚上班组民主生活会;星期五晚上党团活动。只有星期六晚上不开会,有时星期天晚上还要开全局职工大会。运动来了,白天也要开会学习。

 

 

话务花絮 (一)

 

当长途话务员非常辛苦,特别是对于一个才16岁的小女孩,隔三、四天就要上一个通宵的大夜班(从下午6点一直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),下半夜是最难熬的了,不仅不能眯一会儿,而且还要随时提高警惕,就怕有重要电话被误。

1962年,战备最紧张阶段,台湾国民党飞机经常侵犯,派美蒋最新式的U2型侦察机(超音速,可飞万米以上高空)进来侦察。我们每天都要接好几个“上空”电话。“上空”电话一来,一路开绿灯,无论什么电话都要给他让路,就是中央首长在通话也要“拆线”,让他先讲。记得有一天,局领导给我们开会,传达上级嘉奖令,通报表彰我们局协助部队击落美蒋U2型侦察机立下的战功―――载波室及时调度电路,话务员迅速接通电话。那一刻,我感到了肩负的重任,懂得了我们工作的重要性。

 

为了战备需要,我当时所在的山区小县局,被确定为全省战备通信枢纽局,而且通信机房设备都要搬离县城,到山沟去,我们长途台也搬到了山沟。1987年我到湖南韶山滴水洞参观时,一看那地方怎么与我们长途台所在的山沟那么相象啊,就是那样的地方,机房夹在山中。

到了山沟生活更艰苦了,潮湿,难得见到阳光。晚上上夜班就一个人,四周静悄悄,面对机台不停地接着电话。由于远离县城,那时又没有电视、电脑,业余生活非常贫乏。好在为了战备需要,加强技术力量,载波室、电力室从全国各地分配来了不少大中专毕业生,使小山沟里充满了生气。我们自己组织开展文体活动,自编自演文娱节目。如果听说附近农村、部队有放映电影,我们就结伴,打着手电筒,摸黑去看。生活倒也充满乐趣。

 

 

话务花絮二 

 

那时单位挂电话必须要有密码(账号),直接通过总机挂到长途台,跟话务员说要挂那里、什么单位、找什么人。话务员用铅笔记在专用的电话记录单上,听写记录的速度要快,各种口音都要准确地辨认,不能记录错,否则就会张冠李戴,找错人。我所在的小县城,那时全县总共不到300部电话,都是单位的,私人根本没有电话。长途电话则是有急事才挂,一天时间,单位往外地挂的电话,也就几十个,多数是党政机关向上级请示汇报比较急的事情。

私人也是有紧急的事情才会挂长途电话,那得亲自到邮电局营业厅去挂号登记,由营业员通报给长途台,然后就坐在那儿等,等到长途台把对方的人找到了,再叫你去讲。而私人挂电话的多数是出差的采购员,真正老百姓挂电话是非常少的。因为电话费在那时算是昂贵的,长途电话费是按距离算的,从我们那个县城挂到省城,一分钟四角钱;挂到北京,一分钟就要一元二角;就是说挂北京电话讲一分钟就要花掉一天的工资。想想看,如果现在叫你用一天的工资挂一分钟北京的电话,用一天的工资挂三分钟省城的电话,你会挂吗?

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,都是有急事才挂电话,我们就要急用户所急,帮用户所需,因此对每个电话,我们都是尽力接通的。但是,事实上,仍有许多电话接不通。比如用户要的对方电话久摇不应,没有人接电话;有的电话有人接,但是你所要找的人不在;那就要一遍一遍地呼叫,一遍一遍地找;而这些工作并不是你个人努力就行的,你得通过对方长途话务员去呼叫。因此,那时与对方话务员搞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,否则他不帮你,你一点辙都没有。但是,在特殊情况下,话务员们都能统一协调,密切配合。

记得1961年8月,我刚当上长途话务员不久,那是我值大夜班的一天,我接到通知说,今天有重要电话,你们要注意。那天晚上电话特别多,有北京的,有福州的,有铁路的,有地方的,然后是沿着鹰厦铁路各个县市电话一个接一个,忙了一整夜,每个电话都非常顺利接通。事后才知道,原来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北京逝世后,灵柩由火车专列运回厦门集美鳌园安葬。中央非常重视,陈嘉庚的追悼会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中央领导都有参加(集美鳌园有石雕和图片文字说明)。运灵柩的专列一路绿灯,都用长途电话一站一站联系安排。

还记得196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,我接到火车站方向的一个电话,挂电话的人非常焦急地说“快,快,快给我挂长途电话!”,我说“你是不是单位的,有没有账号啊?”,他说“我是出差的,有急事,要挂电话给单位”,我说“那你到邮电局挂号吧”,他说我就一个人押运一车皮生猪,天气太热,猪中暑死了好几头,我看着猪,走不开。挂电话要到邮电局,那么远,我没办法去,麻烦你快给我挂电话回去,请示领导怎么处理。我一想这用户确实有难处,就自己先垫款挂了号,而且很快帮用户接通了电话。事后,这个用户很感激,专门写了表扬信,寄来了电话费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话务花絮(三)

 

这张照片上的我,在做什么啊?前面这个四方的机器,是什么呢?

  

这是1964年,我下班后到班组学习室,在练习听写。前面那个是当时的录音机,笨重吧?

练习单手写字,是长途话务员的一项基本功。因为话务员上班时,左手持塞绳接电话;右手记录话单;眼睛看机台上的号牌闪灯,随时注意有否新电话来;耳朵还要监听正在通话的用户讲完没有,及时记下通话时间。因此话务员上班必须眼疾手快,眼、耳、口、手同时并用,精神高度集中。提高单手写字的速度,缩短处理时间,是对我们的基本要求。我们将日常常用的单位名称地址姓名,进行录音,业余时间反复练习,每个月测试考核。

当时,正值大学解放军,苦练过硬本领,我们也掀起大练基本功高潮。我们班组内进行比赛,我得第一名;参加地区选拔赛,我又得第一名;1965年参加全省邮电职工岗位基本功比赛,我夺得长话单手记录第一名。

我由于勤学苦练基本功,业务技术水平提高较快,生产任务完成得比较突出,被评为先进生产者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话务花絮(四)

 

  长途话务员上班接续的电话有三种类型:去话(由本地挂往外地的电话),来话(外地挂来本地的电话),转话(经本地中转的其他两地电话)。

  因为四十年前长途电话是通过明线(电话线,架在电话杆上)传送的,虽然已发展到载波技术,一条电话线上可开通三路载波,最多十二路载波,也就是说,一条线上可以有三对、最多十二对人通话,但这还是较大的局才具备的,许多山区小县局只有通往地区中心局的一两条实线线路。而我那时所在的局是省里的通信枢纽局,出口电路多,技术设备较全,因此就承担了不少的转话任务。

  接转话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,两头呼叫,叫来了这头,跑掉了那头,经常喊得声嘶力竭,好不容易把两边都叫来了,但是两头用户的声音都非常小,互相听不见。怎么办?我们只好当“传话筒”,替用户传话,因为他们要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而又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呀。那里象现在的人,抱个电话聊上半天,根本不用担心听不见,或占用电路。

  在每天的上班中,话务员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多的,吵架的事是常有的。无非是责怪对方接电话慢啦,强调先接自己的去话啦,催问为什么用户找不来啦。。。。。。有时吵得不可开交需要班长出来处理。“不打不相识”,正是在这吵吵闹闹中,话务员之间加深了了解,建立了友谊。有一段时间,我与福州端的48号话务员对班,她性格温和,语气亲切,接电话又快,我们配合得很好,每天上班电话都顺利接通,心情也就特别好。闲下来的时候,她也会与我聊上两句,我才知道她比我大两岁。后来,她还给我寄漂亮的头发夹子,我给她寄花手帕。但是我们彼此不知道姓名,因为我们有许多纪律,姓名是保密的,不能对外人说。直到很久后,我也只知道她叫“宝英姐”。

  因为长途电话是在架空电话线上传输的,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,碰到刮风下雨或其他自然灾害,线路被刮断或者绞在一起,就造成障碍,因此长途线路要靠线务员维护。我们长途话务员一遇到电路不通,就要找机务员,找线务员。线务员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,一条线路若干人维护,每个人在一个点上,孤身一人处在荒郊野岭,每天巡视维修着长途线路,平时不能出障碍,有了障碍要立即抢通。因此话务员与线务员的联系也是比较密切的,不仅每天清晨要试线,保证畅通无阻,平常还要试试声音大小,有否杂音。记得有一次,一个线务员在山区方向气喘吁吁地呼叫,要我给他接线务站站长,他说他遇到老虎,差点命都没了,拼命奔跑,把工具袋给丢了,要向站长报告。

 

 

    曾经的七年的话务员生涯,既充满艰辛,又充满快乐。年少的我,除了连续不断的三班倒工作外,有大块的业余时间,每次下了大夜班,从上午七点半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才上中班,也不去休息,时间充沛,精力旺盛。那时,一个小县局有图书室,我一看有那么多的书,正合胃口,自告奋勇,当起管理员;定期到新华书店买书,有了新书优先阅读权,什么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红日》、《红岩》、《苦菜花》。。。。都是那段时间读的。我还经常为局里的小广播室、黑板报、墙报写稿,参加编写;每个节日组织文娱演出;每次开大会前组织教唱新歌。。。。
    在学习解放军大练基本功高潮中,我除了练好本职基本功外,还练多面手,学习电报码,能驿出近4000汉字;学习邮电六项营业(收寄信件、汇款、包裹、报刊、电话、电报);学习机线(修磁石式电话机、爬电话杆上杆操作);学习邮件分拣封发。。。。
     1963、1964年全国学习雷锋,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”,我除了上班时为用户做好事,急用户所急,帮用户所需,还曾为同班组一个大出血的同事输血,被评为“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”.